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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　％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　帕提亚人’　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3世纪时，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