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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