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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过来了。

来到姐姐家虽然很高兴，可还有个柳宗民老是有点纠缠不休，不过他虽然长的很丑但并不让人太讨厌。他很会说话，并特有眼色，知道你心里面在想啥，因此能够按照你心里想的去做。时间长了，他那张丑脸让人看了也有些习惯，不再感觉刺眼。

自从跟着柳宗民听了一次房，马淑英就再也不能自拔。两个人几乎是天天偷欢，形影不离。柳宗民再也没有心事读书，表面上背着书包去上学，实际上在外面转了一圈，感觉哥哥嫂子去上班了就跑回来和马淑英耳鬓斯磨。两个人的性生活很滥，把孩子放在一边，不停地做，直到心满意足才停下来。上来马淑英还保持点淑女的扭捏，时间稍长就完全放的开了。她也跟着柳宗民变换着不同的法子，交换着怪异的姿势去做。

时间再长一点，学校不愿意了。由于柳宗民逃学时间太长，被学校坚决除名。当柳宗勤知道弟弟被开除的事很是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只有把此事告诉父亲。老头子柳衡运知道后更是生气，把他叫回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再孬的儿子养这么大了也得要，总不能扔了喂狗，并且喂狗狗也不一定吃。柳衡运跑到城里找大儿子柳宗勤商量，怎样去解决这个孩子的前途问题。好在现在的社会更开放更进步了，以前找个好点的工作还要用“曲线救国”的方式。现在这一切都不要了，只要有钱，看准你想去的单位，找个熟人介绍一下，认识了当家的领导，舍得花钱大下饵料就行了。

柳宗勤有个战友在徐州，他父亲是徐州人事局局长，权倾一方，几乎能把半个徐州市压的歪歪的。柳宗勤找到那个战友，又通过战友找到他父亲，直来直去，不必绕弯子假客气，问他留在人事局工作得多少钱。老局长以前干工作兢兢业业，大步不敢走，小心翼翼地跟到改革开放，心没少操，钱没多挣。现在眼看着要退居二线，那权利再不使用眼看着就要过期作废。因此有这个机会再傻的人也会抓住，生怕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战友的父亲说出了具体的数字，柳宗勤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问这问那。不几天，他就把钱一分不少地送到战友父亲的手中，更没有让老人家打收条。他知道，如今的官员大多就像他家里养的肉猪，不会吃了不长的；所以你不必操心它吃了长还是不长，只管喂食就行了。退一万步讲，那猪真吃了不长，说明它就死定了。

本来想喂到年底杀的，那现在就得宰了它，即使今天不得闲那也不能让那只吃不长的东西活过明天。

果然如柳宗勤所料，不到一年的时间，弟弟柳宗民就到人事局报到上了班，并还给他安排了个好差使。现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就是这样，什么合理不合理，存在就是合理。你看惯就看，看不惯也得看。你应当把计划经济时期的老思想进行变轨，让自己适应社会，不要奢望社会去适应你。也不要在那里怨天尤人、抨击时弊。试想想，我们一介草民，说了还不白累自己，况且各级领导又不是不知道。反过来想，让我们做领导也不见得就能改变这个社会。

柳宗民上班后依旧住在哥哥家。他以前和马淑英做爱多少还有所顾忌，因为那时他毕竟是个学生；现在，他什么都不怕了，他感觉自己成了大人。他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再用不着看老爹的脸色，也用不着仰人鼻息。他以前和马淑英做爱还带个安全套或者用些避孕药什么的，现在干脆什么都不用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似的，坚定不移、多快好省地去建设社会主义。

突然有一天，检察院经济检察科的检察官来局里找张局长，和他谈了一会话就把他带走了。张亚丽知道后哭着给柳宗勤打电话，说是爸爸被检察官带走了。柳宗勤第一个反映就是事情肯定不妙，赶快找张亚丽想办法。他在电话里告诉张亚丽赶快回家，他也过去。

来到张局长家，张亚丽正在等着他，看到他进屋后扑进他的怀里就哭。他没有推开她，一手揽住她，一手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安慰了她几句，然后说，别哭了，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我估计检察官很快就会过来搜查，赶快把该收拾的收起来，以免他们找到对张叔不利的证据。张亚丽揩了一把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准备先清理存折、金器首饰什么的。这时有人开始“砰砰”地敲门。柳宗勤感觉大事不好，又不得不去开门。

门开了，进来六名检察官，向他们出示了搜查证以及个人工作证，然后命令他们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不要乱走动。两个人无奈地对视了一下，不得不坐到被指定的椅子上。众多检察官就像小鸡围着麦草垛一样，连一个小虫子也不会放过。他们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