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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初白求恩也是这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外说，中加人民友谊万岁，可是白求恩是谁。从此以后，加拿大病人没事儿就故意得点儿小病，来让杨芳照顾，顺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国文化。杨芳开始还纳闷：按说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国家，怎么人口体质比中国还差，动不动就病，一病就住院。两人接触时间长了，杨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图，觉得他人还不错，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便说，住院费也挺贵的，你在中国也报不了销，以后找我不用住院了，在医院门口接我下班就行了。两年后，杨芳变成了加拿大的儿媳妇，跟他回了加拿大，进了一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变成大夫，就职于加拿大某医院。

杨芳告诉杨帆，换肾是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目前全世界都这样，即使术后排斥，也比不换效果好。杨芳的一句话，给杨帆吃了定心丸。他看见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证上印着主任医师。

杨芳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医务知识，还有杨树林的前妻，薛彩云。她们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碰见的。薛彩云来看病，挂的号正好是杨芳的。薛彩云说，果然是你，我觉得杨芳这个名字熟悉就挂了。杨芳不知道叫薛彩云什么好。薛彩云说，就叫我cloudy吧。杨芳知道，这是云彩的意思。薛彩云看病、交费、化验、拿药都是一个人干，杨芳问为什么没人陪着，薛彩云说，我目前单身。杨芳问，他呢。薛彩云说，分了。杨芳抑制住好奇心，没问为什么。薛彩云主动说，不是同一阶层的两个人，还是生活不到一块。看完病，离开医院前，薛彩云说，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给我看病了。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写了电话，说，他们爷俩儿要是有事儿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这回杨树林病了，杨芳回国前告诉了薛彩云，薛彩云说，替我也订张机票，咱俩一起回去。

薛彩云的出现，让杨树林大吃一惊。沈老师看出薛彩云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杨帆也跟着退出来，又被沈老师推回去：你在里面坐会儿吧。杨帆又不情愿地回去。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薛彩云和杨树林没什么话说了，又问了杨帆的情况，杨帆有问必答，不问没话。薛彩云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无奈。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后，在病房里相聚了。气氛憋闷。薛彩云在这里坐着很难受，从包里拿出一摞钱，说，看病用吧，昨天刚换的人民币。

杨树林看了看那些钱，比自己这辈子攒的钱还多，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看来国外还是有发展。

杨树林说，还是你留着吧，我们在这边还有医保和社保，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吧，得个病闹个灾的不好办，你又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