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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着女老师从大门口进进出出，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绕围墙转圈子找它的裂缝，或者在上课和课间时候找借口跑出去，到医务室扔口香糖进去，这自然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按规定应该把它扔到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尽管没人喜欢闻那桶的气味。对所有这些，我都有一套完整的计谋，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善。现在想起来，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是很古怪——她还不认识字，没看过电视，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真见鬼，我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念头？我真不知道。该是一种“天赋”吧。

那天妈妈见我大上午就回家了，何等惊奇！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问我，甚至没来得及掩饰目光里一闪而过的佩服之情。

“我烦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回答得很干脆。

接连不断的谈话、教训和遣送回校，都没能把我的品行纠正过来。现在依然如此，我始终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不能离开的，只要我决心这么做。我依本能行事，而且总能找到办法解决不断碰到的难题。耐心是唯一的法宝。这是某种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

服役期间，失去自由的痛苦没多久就在我身上显现了。实地上操的几个星期，我相对来说还是“听话”的，野外能给我想要的空间。等训练转移到层层叠叠摆满床铺的小宿舍里，事情就不同了，那鬼地方刚够我们平躺下身子。我坚持了四天，然后就擅自离营。厌烦情绪冒头了。我没办法对那些命令逆来顺受，尤其是那些装出一幅大人模样的小头头们下的命令。我还无法容忍他们的斥责。先是和他们争辩，然后变成公开的争吵，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扎扎实实给了某军官一记耳光。原因是这样的：他怒气冲冲地谩骂我，说我认为他歇斯底里。我用这种方式让他安静下来再自然不过。禁闭后面接着警告处分。对自身哲学深信不疑的我再次干了出走的事儿，回到特拉维夫。我告知艾尔戴德我的困境。他先是抱怨说早就警告过我，然后答应试着和他原来的战友联络一下，那人现在是职业军官了。等消息期间，我必须在宪兵到来之前尽快返回兵营，作出道歉并且姿态要低。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至少我得试试。

1994年3月4日：开罗协议签订，裁定加沙和耶利哥地区自治。

正好安息日到了，而这天是可以获准离开兵营的。我高高兴兴地呆在艾尔戴德家，盼着他快点有消息。我惊奇地发现他变得待我特别好。我没多想，尽量享受。很快我就习惯了我这朋友的脾性突变。

我们出门，沿着Yarkon河边散步。在特拉维夫，Yarkon就相当于塞纳河岸，只是社交场所的味道更多一点。孩子们专心在这被污染的水里钓鱼，一家家人在岸边草地上野餐和喝酒，沿岸的小路则给那些慢跑和滑轮的虔诚爱好者带来了乐趣。而安息日的Yarkon河岸成了节日的聚集地，连空气里都是好心情，连带把人们的道德感也提高了。

艾尔戴德是个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人，他兜里没带一分钱——这是安息日的规矩——可是当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他还是到处找开门营业的冷饮店。我就等着这一刻呢，我虽没他虔诚可对自己更诚实些，所以在身上留了几块钱。我们聊了好多，不过显然他没告诉我最关键的东西。我问他：“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苦恼？为什么一直不对我说？我做错了什么吗？你怨我？”

“是的！”他顶了一句，回答像是发自肺腑的喊叫。“我早告诉过你，你掺和进去是件大蠢事！”

“还有呢？”我有点激怒他的意思，“有点血性吧你，在我唯一的休息日里如果你不惹我生气的话，我会很难受的。”

“你在那儿都干些什么？”

“干些傻乎乎的没完没了的杂活。没意外的话，我从下周开始该去计算机中心工作了。很可能还是秘书处那种蠢活。总归能休息一会。”

“那么很可能这些下周就开始了。”他像是在喃喃自语。

“开始什么？”

“没什么。”

我知道，艾尔戴德是那种一旦闭口不言就跟钢筋混凝土似的人，不过我要着手搞清他担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个‘没什么’，和让你不开心的那个‘没什么’是一回事吗？”

“对。你别问了。”

“和我的服役有关，对吗？你和军官朋友联系上了？”

“是。”

“那结果呢？”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无权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