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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很怀疑，追问道：“可是，这么频繁的杀人对你就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

我说的是真话。杀掉一个人渣不会让我有不适感。偶尔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够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我突然获得的阴暗爱好和永远失去的诺阿穆那样的纯洁无辜。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

我告诉他：“知道吗，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退让和消沉才是对生命的否定。‘你会选择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了。不过依我看，自从有人开始杀戮的那天起，任凭别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六百万牺牲品足以成为那些冠冕堂皇原则的祭品。”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对这些反复听过的调调，他已经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我缺少演讲才能，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继续这种沉闷的对话。我最后颇为恼火地说了几句：“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奉命杀人。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如果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并建议诺阿穆回到心理治疗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帮不了他。

不久我听说他自己离开了部队，并加入一个名叫Yesh　Gvoul的反战组织。

第七章　重返叙利亚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约旦暗杀Khaled　Mechaal未遂，引发一场外交危机。

为了换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释放了35个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经常活动的那一带，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开始担心叙利亚方面突然觉察出什么。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挥官办公室，决心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和他摊开谈谈。指挥官同意马上见我，但条件是谈话必须简单扼要。他正在审看一份文件，看样子那东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断断续续说的时候，他勉强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们也随时能抓我。我参与了太多，都是他们要掩人耳目的事情。”

“那会怎样呢？”指挥官用一种干巴巴的无动于衷的语调反问道。

“什么，‘怎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

“永远不要假设你的对手是白痴。”（他说的是英文）

我反驳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那就更糟了。我看我还是躲避一阵子比较好。”

“不行，”他硬梆梆地把我顶了回去，“你不如干脆叛变过去更保险。”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无比干脆：“继续工作。”

“让他们逮住我得了，这是最好的出路。”

“哦？那就让他们逮住你好了。他们没你什么把柄，如果你不开口，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就会把你放了。”

“你的推理有个漏洞：在被放出去之前——假设我能被放出去，很可能我要经历可恶的15分钟，我可不能保证……”

“你说什么？”

他要激怒我。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恼火的样子。他提高声音，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好像在和一个不肯去上学的孩子说话：“你不要杯弓蛇影的！没那么可怕，你能应付，对不对？”

“应付什么？以防万一，可以；如果要飞蛾扑火……”

“那又怎样？干你的活儿去，讨论到此结束。”

这情况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证实了我的直觉：这些臭东西想把我在那一带溜达的后果和他们现在的判断做个比较。如果我毫无成效地回去，可能让他们感到放心，但我自己就丢掉了一个月来耐心播种的收获。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不划算。而不去也是同样的结果，职业生涯过失一次。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对。应该回去把工作干完。”

指挥官头埋在文件里，赞同道：“你这回清醒了。”

我提了个建议，并且很为自己这主意高兴：“如果派我之外的人去，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回他直起身来，紧紧地盯着我：“你变傻了还是一时吓破胆了？”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座椅，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桌上，一张脸和我近在咫尺。

“嗯……再则呢，我想……”

他突然笑了，把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