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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一部分人。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至少暂时如此。第二天，他们宣布，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一百公里之外，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我使劲地琢磨：这么长的路程，这么糟糕的路况，我还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他们肯定会睡觉。如果我跳车，他们可能会开枪。问题是去哪里，怎么去？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横穿旷野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何况我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和证件，更别说接应的人了。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虽然计划被打乱了，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不过如果我想完成任务的话，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要敢于随机应变……干我们这行，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