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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红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锋，挺进湘西，攻占永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了敌军3个旅。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3月，廖汉生被调至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部长。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廖汉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唯贤是举，工作十分出色。

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于是，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团里当干部？”

任弼时同意了，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

在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中，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外，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3个月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

6月初，红2、红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1个师。战斗进行当中，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贺炳炎叫到面前，下令廖汉生到第4师代理政委，贺炳炎接任第18团团长职务。他俩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一仗，红2、红6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1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第4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仅仅过了几天，红2、红6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85师。战斗中，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4师政委，投入战斗。

8月间，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出击临澧、津市、澧州地区。第4师在大堰当与敌第26路军激战，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回个团把敌军打垮，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就在廖汉生观察战斗进展情况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顿时昏死过去，被抬下阵地。

一个多月后，廖汉生伤愈出院，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而是派他到第6师担任了政委。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在万里长征路上，廖汉生凭借着马灯、簧火、月光，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丢失了。

1935年11月，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廖汉生和红6师师长郭鹏踏着泥泞，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出席红2、红6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

众人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听贺龙、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第4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长江以南只有红2、红6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蒋介石调集了11多个团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敌军采取堡垒战术，严密封锁，步步紧逼，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举消灭。苏区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

因此，红2、红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堡垒区，进行运动战，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廖汉生和郭鹏回到第6师，传达党的决定，着手进行各项准备。

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很远，离开的时间很长。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出发前5天，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第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

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1933年5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1934年春节前，部队从廖汉生家附近经过，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自己赶回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