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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译者：　沈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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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勿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的。

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来源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她所写的东西，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信函。在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写给本书作者的，还有许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关于她现存的信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数量很多，但远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长期的地下政治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使她对于留下有关她的活动详情的文字纪录十分谨慎。在必要时，她会要求受信人在阅后将信烧掉。保留下来的信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时事，或者只是附带地提一下。所以，关于重大的事件，有许多只能依据她的正式发表的著作。

关于较大范围的背景和侧面情况，取材于历史文献、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访谈纪录，还有我自己与宋庆龄在四十多年相交中的回忆。在1938至1941年和1942至1944年这两段时期里，我经常——有时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其他时期——直到她1981年逝世，我们之间的接触不是那么经常。

宋庆龄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过这一愿望，即在她身后由我来为她写一部传记（我自己从未对她说过这样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来是在1975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很多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来同我联系，有的甚至还派代表到这里来找我，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我只信任艾培①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到了1980年，她又提这件事：“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当我向她保证一定不负所托时，她很快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②

①对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三信的日期分别是1975年5月28日、1980年3月15日及同年9月25日。

尽管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她想到了死，但这几乎是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想到的事。鉴于她长期以来总能战胜病魔并且具有坚强的精神活力，她从未想到——我也从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终结会来得这么快。但令人悲痛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是在我们共同计划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前——我们曾共同计’划进行系统的谈话和商量，但往往由于其他一些看来更急迫的、要她处理的事情而被冲掉了。我们以为总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实际上却并没有。

在她离开我们以后这些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光荣责任。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不以为这部传记是最后的或最完备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现在简述一下我的写作原则。

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是不出于她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末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在传记（不论如何通俗或非学术性）和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允许有想像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除了作为儿童读物的故事书或者因为年代过于渺远而很少或全无原始资料，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

我称本书是一部通俗的传记，意思是说，我尽力避免使用学术性的写法和用词，并且避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