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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昙吞�。ú�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07—108页。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像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②
①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杰克·伦敦(1876…1916),均为美国作家。——译者
②据70年代宋庆龄同她当时的秘书张珏的谈话。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称波特温一家是“白俄”,这在时代上弄错了,因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庆龄、美龄上这所学校是1907年。但本书作者无从证实西格雷夫关于这一家是俄国人的说法。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为“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顿·波特温”,没有任何俄国姓名的迹象。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八五八书房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