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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历史背景而言，应该记住的是苏联当时还不富裕，还很穷困。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诉孙中山——他当时听了显然很苦恼——俄国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即1914年前）的经济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国的穷人不但战胜了本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战胜了最富有的外国“列强”的干涉。俄国和中国人民相互同情，不仅因为他们都穷，还因为俄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以及胜利了的俄国人民对于帮助其他国家被压迫穷人的鲜明愿望——尽管他们自己还衣衫褴褛、穷苦不堪。这就使苏联与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深得人心。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有力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掩盖的。

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的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

在越飞之前，庆龄已遇到过达林和维金斯基这样一些较早时期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纪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现在她又看到了越飞那种成熟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她一贯尊敬的两种品质。同时，在同越飞用交谈和通信进行的谈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场，也知道了种种复杂的情况。

（一）《孙文—越飞宣言》

孙文—越飞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了以后几年中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苏方在政治组织和军事工作中的援助）——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在广州的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的。“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博士以为可作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①

①《列宁选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宁致越飞的7封函电，索引中越飞的名字出现17次，45卷索引中出现9次。

在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实际上，双方都觉得要进一步谈判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细节，在外国的一处温泉，比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特务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孙中山也派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去同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越飞同时也在寻求日本对苏联的承认。在孙中山方面，他也对他的一些日本老关系做工作，要他们赞成对苏联的承认。他过去曾经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亚细亚情绪）从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拉转来，走上帮助亚洲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现在为使日本承认苏联而作的努力，同他这个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确要求得到保证，任何苏日之间的协定都不会不利于中国。

总的说来，同越飞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那样的情况：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一越飞宣言》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关于另外一种正好相反的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当时曾由右派的宣传家们大肆鼓吹，他们把孙中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