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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美国作者马丁·威尔伯所写的孙中山传记（1976年出版）中，在叙述孙中山逝世情况时说，“他的遗孀和儿子决定为他行基督教葬礼。”这很不可能，因为上面已引用了宋庆龄有关此事的明确声明，而且事实上只在医院教堂里做了礼拜而没有行宗教葬礼。关于传说中孙中山在弥留时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尔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谨慎的。他说，这个说法“是他的亲属和追随者中的基督教徒传出来的”。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

“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她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指出应把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不要加以掩饰：

“今日最当恐俱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她接着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国内有钱有势的人的帮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