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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也可能两者联合起来）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虽然它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它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由陈友仁负责进行有关的外交工作。

章克还谈到，宋庆龄曾敦促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现在来简单地介绍一下陈友仁。

这位小个子、黑皮肤、戴眼镜、留短髭、活泼机智、曾在伦敦上学的律师，是很奇特、很复杂的人物。他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的外交部长，却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有中国和非洲血统。他痛恨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当了短时间的律师后，他成为一位战斗的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过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章克所说宋庆龄劝告陈友仁的话同她当时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外国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最活跃的力量。在那个时期，她不可能重视群众运动。现在，在积累了过去几年风风雨雨的经验之后，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从对穷苦人的同情变为对群众的信任，并最后产生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识。

正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民革命军胜利的基础上收回了两处英租界，并且他们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在实际上向武汉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认。

这样，双边会谈就成为可能。在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中方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这丝毫无损于收回租界一举的划时代意义——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武汉（实即国民党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任陈友仁（后来又先后任邓演达和宋庆龄）的私人秘书。这一段材料来自本书作者对他的访问，他当时虽已年逾八旬，记忆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见，尽管蒋介石在上个月曾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于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武汉方面还是软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团结为重。

1月12日，迫于形势，蒋觉得还是不要像上个月所做的那样拒绝赴汉而是去一趟武汉更为策略。武汉党政最高领导人（包括宋庆龄在内）到码头欢迎，还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呼的口号除对蒋等人表示欢迎外，还有拥护政府迁都武汉及要求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内容。在当时的公众看来，既然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是因为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