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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希思关于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忆是在另一个晚上到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苏联作曲家赖因霍尔德·格利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件事在陈思兰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过。看来中国客人们并不很喜欢这个舞剧——虽然它是献给中国革命的——因为剧中的中国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苏联海员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种家长式统治的态度写得头脑简单、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书，第268页。陈思兰书第95—96页上有关于这次宴会及在“糖宫”的其他活动的叙述。以后“糖宫”曾有几年租给美国驻苏大使馆。

希恩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庆龄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①

①尽管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已掺杂了一些家长式的味道，如同这部芭蕾舞剧所表现的。在这一点上，苏联人一直感觉迟钝，并且变本加厉。据苏联外交官及汉学家费德林的记述，在20多年之后，苏联居然仍用这部芭蕾舞剧来招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虽然主人的用意是赞颂，客人们仍然感到它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

宋庆龄在莫斯科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加里宁农民出身，土生土长，当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夫人是一位心胸开朗的俄国妇女，对庆龄很热心，有时乘三匹马拉的雪橇来接庆龄去郊区林木繁密的阿尔汉格尔斯库耶村。她们坐在雪橇里，身上盖着皮毯，一路观赏冬景，最后到加里宁的官邸别墅小住。在这里，女主人使庆龄觉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还不断问庆龄她能再做些什么使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适有趣。宋庆龄从没忘怀她的热情。①几十年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重访莫斯科时，她专门提出想看一看这个地方和加里宁的遗孀。她试了两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没有成功，因为尽管加里宁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却由于斯大林的病态的怀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庆龄才得以见到此时已上了年纪的加里宁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鲍罗廷夫人。

①希恩书，第269页。

②美国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玛丽·希顿·沃尔斯曾在本世纪20年代初访问过莫斯科。她写道，“我变得非常喜欢加里宁的妻子，有生气、快乐、勇敢、年轻——她属于那种最好典型的俄国妇女。”（见沃尔斯着《蠢事的注解》（英文），第381页。）

③据1986年与已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姜椿芳的谈话，他1953年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头柜上，宋庆龄一直放着一个装有她同加里宁夫人1927年合影的镜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现仍按原样存放。）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条件①。但她的整个处境却相当困难。她到莫斯科来是为了重新评估和重新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中国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经验的激烈争吵。这场争吵，不仅就中国革命本身进行辩论，还成了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的筹码。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责，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鲍罗廷是宋庆龄所喜欢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关系密切，但在中国出岔子的时候，他作为斯大林的人正在现场，所以成了使斯大林发窘的话把。在共产国际内部，他被作为在中国受挫的替罪羊——他对中国的败局有一定责任，但决不能负全部责任。鲍罗廷原来的“保护伞”——印度人罗易也曾被派往武汉，但此刻却同别人一起责备他，要他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负责。鲍罗廷没完没了地做检讨，这位中国革命的前任高级顾问现在不能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相聚。他很少见到宋庆龄和她的同伴，在见面时几乎什么话也不说，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