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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同陈友仁“结婚”的谣传使他们最好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莫斯科的医生也没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

宋庆龄在晚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①

①阿基姆娃书，227页。此书虽有英文版，但本书作者未见，故从俄文版译出。

邓演达走得最早，到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结婚”的谣言，他的子女丕士、思兰、依范和玉兰留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

在离莫斯科之前不久，宋庆龄和陈友仁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谈话一个半小时。章克从陈友仁那里听说了一些这次谈话的内容：宋庆龄为中国同仁对他们在苏联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作为左派国民党的代表，她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年轻妇女阿基姆娃记述她有一次访问宋庆龄的情景：“那是在宋庆龄离苏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会饭店，她住在鲍罗廷夫妇的隔壁房间。这时正是1928年早春。鲍罗廷要我带宋庆龄去游览一下莫斯科。我就马上去看她，但发现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泪，谢谢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时间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庆龄同志打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及吕明灼着《宋庆龄传》。

宋庆龄于1928年3月离苏去德，在莫斯科车站上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等。

当时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受雇任译员的章克4月间接到陈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务是帮助宋庆龄（章的离苏安排由陈协助）。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宋庆龄对苏联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始终是积极的。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她在致蒋的两封电报中对此作出了非常尖锐的反应。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电报中，她写道：“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①

①同上注。

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孙夫人避开胜利》（英文），载纽约《SURVEY》杂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报道了宋庆龄对于那些有关她的独立判断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包括以她是女性为由的说法）感到气愤。宋对斯特朗说，“每当我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就总是不承认我——一个女人——能有自己的见解。似乎我的所有见解都是受别人影响的，通常是说受莫斯科的影响。”对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评论道，“作为一个认识宋庆龄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证：她形成自己的见解总有一个缓慢而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