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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事先发了不少预告消息。①但不论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许。即使如此，宋庆龄同一些群众仍然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到码头上去迎接国际反战代表团。但所有其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是大会仍如期召开，但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严格保密，直到大会结束。②

①如宋庆龄以远东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在7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宣布“在这个委员会的国际倡导之下，决定于9月在上海举行反战大会”。（《中国网》，1933年8月6日。）见《为新中国奋斗》，第60页。

②本书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访问了郑育之。她是1933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以下的记述根据她的谈话，大部分是原话。同时参考了《中国网》当时的有关报道和不少回忆录。像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记述虽距事件很近，但由于安全的考虑，某些主要的细节不可能像以后追记那样毫无保留。其他曾参考的回忆录中，有蒋曙晨对年逾八旬的黄霖（会议安全负责人）的访问记，（《蒋曙晨访问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网》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①、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①台尔曼为德共领导人，后被纳粹杀害。托尔格勒尔（共产党国会议员）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中成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使他赢得国际声誉（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片山潜是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共产党人，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网》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她的在场可能使警方不敢过分地公开使用暴力。

不仅是与会人员，就是借来的物件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