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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赫鲁致宋庆龄，1940年2月2日。

“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尼赫鲁先生曾对中国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此后，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谈论他们斗争的前景。中国的抗战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玛拉黛芙夫人的访问，再度提出了两国目前关系的问题。……今后肯定会比一次偶尔的未加宣布的访问，有着更为经常的消息、情况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庆龄代表保盟邀请尼赫鲁和印度医疗队队长爱德华担任保盟的赞助人。尼赫鲁代表爱德华和他自己复电表示“欣然同意”；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9页。

“……高兴地接受名誉会员的职位，作为印度同中国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英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象征。”

概括起来，在香港时期，宋庆龄在反对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员——的支持，但她从不奉承或乞求他们——在印度问题上，她对大英帝国的抨击不遗余力。这就是她的统一战线风格。

（九）对日本军国主义——抗击到底；

对日本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抗战初起时宋庆龄曾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有引起我们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当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因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欺骗。”①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庆龄，1941年10月13日。

她这样写，也这样做。对于侵略性的帝国日本，她主张进行无情的武装斗争——只要它还占领着中国的一寸土地。但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她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他们不是敌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庆，如上所述，她探视过受伤的日本俘虏，并同他们谈话。在她的书房里，一直保留着一本有进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静江夫人）①用英文写的自传《面临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通过美国记者古尔德送给宋庆龄的，上面还有作者写的向来表示敬意的题词，当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工运活动家。——译者

加藤静江因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节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被认为在所谓日本“国家危机”中是危险人物而再度入狱。古尔德在写到这位英勇的日本妇女时说：

“……她虽没有见过孙逸仙夫人，但认为孙夫人是一位同她属于同一类型的妇女……在动荡的30年代后期，她们两位都曾希望在较为中立的香港见面……但日本警方对加藤静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见客（她打趣地对我说，‘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档案’……）但不准旅行。”

还有一个关于宋庆龄对待日本友人的态度的例子值得纪录下来，那就是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她设法把两位日本进步人士（作家鹿地亘及妻子池田幸子）从这座城市安全转移到中国后方。这两位进步人士认为，他们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两国未来所能做的最佳奉献，就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因此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

（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及其意义

现在叙述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本身。这个组织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里。这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它虽主要支援中国的进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单位。在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形势。它在自身的组织上也是国际性的。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

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实际创办要早得多。大约三个月前，在周恩来和宋庆龄这两位无与伦比的统一战线开拓者的创议下，事情就开始酝酿起来。第一个参加创办小组的外国人是杰姆斯·贝特兰。他是新西兰作家和记者（后在惠灵顿大学任文学教授），对于在华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