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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从事“工合”的基层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许多工业工人带着他们的技术和（只要有可能）设备，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的地区，并且保证他们到了这些地区之后就能制造出当地急需的东西并能维持生活。它还努力培训各地的难民，使他们生产自救。根据“工合”的工作原则，每个社员都有发言权，也都要在生产中承担适当的责任——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从未有过而在解放区则同整个体制是很合拍的。

从“工合”一开始筹备，宋庆龄就坚决支持。她起初通过“保盟”的活动为它筹款，后来又兼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个国际委员会是1939年在香港设立的，由中国资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友人陈翰笙博士任执行秘书，热心公益的香港注册会计师陈乙明担任司库。委员会外籍成员除艾黎和斯诺夫妇（不在香港）外，有思想开明的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和中国出生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和作家文达·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后来在美国领导了一个支援“工合”的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F·卡尔逊（他对宋庆龄的赞佩前面已提到）辞去了军职，以平民的身份，为“工合”工作。他对“工合”非常热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重新参军，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英雄，晋升为准将，指挥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支部队运用了一些借鉴于中国八路军的思想教育方法，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战场上的呐喊口号“Gung　Ho”就来自“工合”。

工业合作社相当快速的发展——很可能再加上宋庆龄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对它作了一点表面文章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组织本身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也需要在国民党内有些高级的保护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但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在“工合”理事长孔祥熙（宋霭龄的丈夫、蒋介石的财务主管）下面，设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安插了许多政客、游手好闲者、惹是生非者、指手画脚者等等。

为了不使“工合”被这些家伙搞砸而保持原来的性质和动力、支持路易·艾黎（国民党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层工作并保证解放区的“工合”单位能获得捐款中的应有份额，才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当国民党开始搜捕“工合”单位中的进步人士时，委员会尽力保护他们，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杀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电台所作的一次广播讲演中，宋庆龄阐述了这些工业合作社及其健康发展的意义：

“……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中国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①

①尼赫鲁在1939年12月25日从阿拉哈巴德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他建议克里普斯到香港时去拜访她并给了他她的地址。他告诉她，克里普斯正从印度循重开的滇缅路去中国，将在中国内地耽搁几个星期，再去香港。

在1940年她同霭龄、美龄一道访问重庆和成都时，在每个公开场合她总是对“工合”表示支持，已如上述。

1941年7—8月，她为“工合”发起了一个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①，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所有盈余交给工业合作社作战争难民救济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致词：

①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22—123页。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