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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着《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威尔基的印象不坏，但她没有机会接近他，周恩来等人倒是同他谈了话。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但CEL（指周恩来，“周”的旧音译为Chou）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8ra（指八路军）的林彪明天将到达，所以他可能有机会向威尔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为他刚从前线回来。”①

①保盟工作报告《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英文）。

她对开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对华关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为他是农村出身。他访华是在1944年6月间：

“华莱士先生很快就要从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农民，看看他们怎样耕耘、怎样生活……还要亲自看看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谁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还是农民。”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思·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见过华莱士后，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华莱士先生谈过了，谈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同将军一样——我想他的访问会比威尔基有更大好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这里说的“将军”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业。他能干、诚实、痛恨虚伪、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都同底层（而不是上层）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爱戴。

不幸的是，这位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把他同这位坦诚的将军相提并论——在这次访问中却被人利用了，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建议撤换史迪威。但这是另外一码事。

美国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中，对宋庆龄的工作最同情、帮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长期驻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又会说中国话。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普通士兵，对军政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则深恶痛极。早在1936年，当时任驻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从斯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认为在同日本作战（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时它将发挥不仅对中国、也对美国极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驻在武汉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估计；他帮助史沫特莱（他逐渐喜欢和尊敬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征集医药供应。

迫切希望尽快赢得战争并赞赏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作的贡献，史迪威下令，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的美军运输机内要留出一些舱位装运准备送到解放区去的救济物资。1944年年中起，美军派出观察组常驻延安，美军运输机也常直飞延安了。

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较；

“在这三位妇女中，孙夫人是最随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应敏捷、性格可爱、文静稳重而思虑周到。”①（关于史迪威提供的帮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还要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