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第1/4 页)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①

①王安娜书，第390页。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庆龄马上反驳道，有一件事情他们确实是一致的——英国统治必须结束（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鲁当时都在狱中）。她所以这样坦率地讲话是因为她始终保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不能因为战时的同盟关系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后来，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4年纪念孙中山对美广播演说中，她又明确指出，“压制印度独立”是该受到批评的。

尽管她同薛穆大使有这样唇枪舌剑的交锋，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对足球义赛的支持。大使夫人维奥莱特也没有因此而不志愿参加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这都可以证明宋庆龄所受到的人们的尊敬。

这次足球义赛还有一段有国际意义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鲜人组成的一支足球队参加了义赛，并且高举着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朝鲜国旗。

据本书作者回忆，有关赛事的安排是很简朴的。观众席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但上面也没有遮阳。就重庆来说，观众算是很多的，许多人没有地方坐，一直站着，其中有人是为了表示对孙夫人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为了看球。外国使节成群地来参加，他们从各自的考虑出发，都认为出席这场义赛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确有精明内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较为沉默的苏联大使。他是足球迷这一点过去可能不为人知，现在无疑也为那些收集个人情况者所注意到了。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