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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她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别的菜，她会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写道，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宋庆龄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①

①这部分材料有的是本书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根据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张珏在《上海商报》（1985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前面所引宋为保罗·罗伯逊唱片集所写的序言据休·迪恩着《好事与炮艇》（英文），第169页。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事。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宋庆龄特地写信道谢：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6年9月。

“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们称作‘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他们——当然，玛斯友米党人①除外。”

①玛斯友米党是由严格的穆斯林所组成的一个保守党，反对苏加诺的国民党。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网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3人以前曾参加过来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①，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②，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性格是从一开始就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的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有过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直保持这些特性的。

①《中国建设》草创时期的工作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陈翰笙博士所组织和领导的，他自20年代起就同宋庆龄相识。本书作者在30年代后期曾主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邱茉莉（本书作者的已故妻子）也曾在香港和重庆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过。1951年，本书作者和妻子应宋庆龄之邀从纽约回到中国，帮助这本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所以创刊号的设计工作是由陈翰笙和李伯悌在中山公园的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李伯佛是美国麻省霍利奥克大学毕业生，英文水平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工作，解放后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她是最早参加《中国建设》工作的编辑。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是一位摄影家，她也是宋庆龄的朋友，《中国建设》的彩色页原来由她负责，完全是义务帮忙。

②以后，俄文版停刊，增出德文版和葡萄牙文版，还有为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阅读的中文版（繁体字）。英文版又增出了一个北美版。

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杂志编辑部也同社会上一样，头脑发热，但正如前面已叙述过的那样，宋庆龄及时提出了警告，告诫不要吹嘘、更不要不顾事实地瞎说。当时国内盛行浮夸风，她在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后批评说：

“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