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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不对，尉文渊不能算庄家。尉文渊任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带有政府性质，并不是金融公司，他怎么能算庄家呢？其实，尉文渊正是利用了手中的行政特权，而最终达到了操纵市场的目的。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事件中，虽然管金生造成了一起巨大的市场操纵案，但当时147�40元的收盘价却已是事实。而尉文渊宣布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当日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管金生觉得不公平，要求协议平仓也不被允许。宣布8分钟的市场交易无效，这不是对市场*裸的操纵又是什么？所以，国家才真正是最大的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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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与八“牛”七“熊”（1）

众人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国家才真正具有左右股市的力量。这话一点没错。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回顾中国1990年以来的牛熊变换，并说明政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中国牛熊划分的方法历来有两种，第一种是八牛七熊的划分方法，第二种是四牛三熊的划分方法。其实，这两种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下面的叙述中采用的是第一种划分方法，第二种划分方法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提到。

1�“股市政策市”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政策市的说法。当时限制股票涨跌为5％，后来变成1％，再后来变成0�5％。但由于股票少，沪市上市的股票只有8只，供不应求，几乎每天都是涨停盘报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延中实业由每股100元涨到了1599元，豫园股票由100元涨到了3580元，最后竟一度突破万元大关。1992年5月，随着上证所取消涨跌停限制，股指更是一发不可收，直冲云霄。从5月18日到22日，上证综指从544�35点涨到1339�99点，单周涨幅146％；其中，21日这天，指数从616�99点狂飙到1266�49点，单日涨幅达105％。为控制失去缰绳的股市。1992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从1992年6月12日起股票交易双方按3‰税率缴纳印花税。当天指数无剧烈反应，盘整一月后从1100多点跌到300多点，跌幅超过70％。这是国家在关键点位运用政策对股市的第一次出手，而这也造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熊市。

股市暴跌引起国家高度重视。1992年9月28日，新华社发布重要评论《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为股市打下一剂强心针。1992年11月17日，天宸股份上市，沪指完成最后一跌，此后股指一路上行，第二次牛市启动。管理层的态度与政策通过重要官方媒体传递给广大股民。这是国家在关键点位对股市的第二次出手。

第二次牛市持续到1993年2月15日的时候，大盘已越过前期高点1429点，甚至超过1500点，达到了1536�82点。1993年2月16日，监管部门批准上海“老八股”扩容，大盘上探1558�95点的阶段高点后应声而落。第二次熊市来临。到1994年7月29日的时候，大盘回到325�89点，累计跌幅达到79�13％。而上交所上市的股票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扩容至200余只。这次国家通过直接宣布扩容的政策来控制股市的涨跌，是在关键点位对股市的第三次出手。

股市的再次暴跌让国家坐不住了，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由于当天是周六，因此股市对救市政策的反应从1994年8月1日的那个星期一开始，直接跳空高开39�01点，当日收盘实现上涨111�72点，涨幅33�46％。第三次牛市由此展开。短短33个交易日从最低的325点上涨至1052点，涨幅为204�13％。国家对股市实现了第四次的关键性出手，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的说法首次出现，并流传开来。

此后，国家对股市的控制更是得心应手，要涨就涨，要跌就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中国股市彻底沦为政策市。

1994年9月14日，大盘达到1052�94点，资金开始关注更加“刺激”的国债期货市场，陆续从股市撤出，第三次熊市开始。与此同时，“327”国债期货事件也在不知不觉地酝酿当中。到1995年5月17日，股指已跌去将近50％。当日，由于受“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影响，国家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大量国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