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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的瓦解。

比如作者谈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在苏联却呈现出非常乐观的局面，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了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制度的生命周期

当然，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它几乎就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作为经典的保留节目，一再上演。根据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这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