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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外敌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永远处于和平的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当我们的国家再次面临突如其来的外力时，我们涣散的精神、没有底限的道德与真空的文化状态，将怎样来面对这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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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乐观主义者（1）

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

——威尔·杜兰特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黑暗面，做这事的人已经够多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他和我隔桌相对，喝一杯冰块已经融化的冰水，窗外是长安街，汽车正拥堵在十字路口，那座叫柏悦居的昂贵公寓楼仍在修建，据说它的价格一直在涨，高层的住户们可以直接呼吸到北京肮脏的空气。

他黑色长袖衫上套一件外套，腮上的发白胡须与浅色头发连成一片。但是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78岁，我猜没人能想到他出生在大萧条的那一年，与沃伦·巴菲特同岁。我突然觉得他们在气质上似乎都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中西部的美国小城，终身信奉一套简单的价值观，一直被一种天性的乐观情绪鼓舞着。

过去的五年，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给商业、政治世界乃至人类历史开药方的“巫师”了，最近两次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前者刚刚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世界是平的”之后，最近又出版了新书，认定“环保力量正在成为决定全球历史的新力量”；后者则在上海静安寺公园里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上全世界最好的，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

约翰·奈斯比特算是“巫医”的前辈。他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1973年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未来学的奠基之作。当然，他们三者完全不同，贝尔是真正的知识上的巨人，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洞见从属于那个更古老的欧洲传统；托夫勒没那么深刻，他对变化的敏感却弥补了这一点；至于奈斯比特，他则更接近于公众的趣味，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然后再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人们喜欢听他的演讲更甚于他的著作，因为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他不求让你真的可以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让你有着“原来如此”的顿悟的快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的是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他总是把世界描绘得更乐观，更充满希望。

我是带着偏见来见约翰·奈斯比特的。我刚刚翻阅过的他新著《定见》（Mindset）的中文版，除去再次肯定一些早已流行多年、似是而非的口号，他对于欧洲、中国、文化变迁的分析简直就是陈词滥调。但他的确曾经代表过一个时代的知识风尚，我记得父亲书柜里摆放的那本印刷粗糙的《大趋势》，80年代时，它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样影响巨大，它们都是被封闭多年的中国人对信息与思想渴求的象征。

我想问问他对于正在变化世界的忧虑，但他的反问却为谈话定下了基调，他要谈是机会与希望，而不是挑战和没头脑的吓人预言。我们谈到了全球变暖，他提醒我去读一读1975年的畅销书《全球性变冷：又一个冰川的来年？我们能够渡过这一关吗？》；我们谈到了“9·11”之后的全球恐怖主义，他却说显然这被夸大了，现在比冷战时期安全得多……

我们的话题自然回到了中国，我们坐在的中国大饭店曾经是北京现代化的象征，而现在窗外正在大兴的土木则让它黯然失色。他做出了这个比喻：“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旁观者可能知道整体感，却又没有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感受。”对于一个1972年来到中国、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屋：看着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和满街的中山装”的旁观者来说，过去30多年的变化的确触目惊心，除去欢呼奇迹，还能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奈斯比特的鱼缸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做出的另一个比喻，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块奶酪：从远处看无比诱人，但如果走近了则到处都看到了窟窿。

一个乐观主义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