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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3）

魏敦瑞走后，由裴文中继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从事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此时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毛头小伙了，他于1935年夏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攻读，并于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古人类的方法。凭他的声名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他。

遗憾的是，此时的裴文中远没有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幸运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使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危难之时，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发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艰难的抉择

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进行下去的科学界人士，开始无目的地成群结队游动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时成为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关注者中，有两个日本人幽灵似地夹在其中，瞪着狡诈、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窥探。几乎每个星期，两个幽灵都要光顾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