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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因而，这架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便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朱世明将军，顾问便是具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称谓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家李济博士。

李济此次以顾问的头衔随团赴日，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讲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将军。其人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据李济后来撰文说，最初他听说自己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但当自己将有关“北京人”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对方交谈后，这位司令官很快理解了中国人的心思和做法，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着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未久，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已经清楚地说明，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怎么转眼‘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惊讶的同时又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将军的话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对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人类进程史的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斯脱特十分爽快地满口答应着。

李济与斯脱特道别后，即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按他所掌握的线索与判断，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盟军总部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　1942年底，二人由中国返回东京后，开始研究从中国运来的化石标本。日本战败后，二人陷入了战败后巨大的精神痛苦与绝望之中，前一段时日离开东京，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面对盟军总部的答复，李济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因有其他事务在身，遂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随后，李济又和盟军总部负责文化物质接收事宜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由于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较有了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代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他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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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2）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山顶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