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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

美国人提供的当年“北京人”失踪的三条主要线索，都发生在我们天津，请你们组织人员查一查是否属实。若确有其事，尽快组成专案小组，立案查处。此事关系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当权者接到解学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精选了办案能力极强的王重光任组长。

王重光受领任务后，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发去一封公函，对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说明，希望中国科学院派人在北京协助查寻有关线索。

接函后的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当即指示由下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两名精干人员，协助查寻有关线索（当年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新中国成立后归该所拥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委派刚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所不久的张森水和吴茂霖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协办此事。

张森水和吴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学生和助手，对“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重，哪怕仅有点滴线索，也愿意积极参与寻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腾不息，打砸抢烧与“破四旧”的风头正劲。能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但暂时还没有达到伟人所说“大治”的情形中，协助寻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颇感刺激的大事。

张、吴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专案组取得了联系。根据对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实弗利此人到底有没有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如果查后确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没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无疑是帝国主义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盗窃“北京人”的罪恶行径。

张森水、吴茂霖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很快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的林巧稚、张孝骞、钟慧澜等著名医学专家，并一一进行了询问。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专家称：弗利何许人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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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2）

面对此情，张森水、吴茂霖认为是天津方面搞错了，便乘车连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将在北京查询的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关档案材料，以验证是否搞错了人名。专案组组长王重光有些为难地说：“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专案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一事作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他们经过一周的艰苦查访，终于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张孝骞等人的注意。同时，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性质，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他们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情，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就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自有道理，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