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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1）

马可·波罗的谜团

西方书写中国的历史，基本认定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虽然那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不止马可·波罗一人，著有行纪的也不独独是他，但就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而言，马可·波罗的游记并无对手。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读起来，绝非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甚至会觉得如读天书。这其实怪不得译者，因为原作混乱，要一一还原成有意义的中文，实在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可·波罗的游记之所以混乱频频，首先是因为他文化不高。他十七岁即随父出外经商，终日在外忙碌，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学术培训，因此，他通文墨应该不成问题，多学识则未必。以其有限之学识，来到一个文化迥异、制度远别的国度，要弄清原委，评析得鞭辟入里，委实难以胜任。

其次，他虽然入华十七年，但一个简单推断，便可知他不懂汉语。他的游记，通篇称中国为“契丹”（拉丁文为Chataja，译成英文为Cathay，近代的中国人将其音译为“国泰”）。那是辽金元朝时，内陆西域一带对中国的称呼，相信蒙古人也通用，但汉人是绝不会使用这个名词的。若马可·波罗学过汉语，第一要接触的，便是汉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无论是称“中国”、还是“中华”、“华夏”、“大宋”、“大元”，总有一说。但通观全书，他对“中国”的汉语称谓，从来不提。再者，他在游记中，对中国的书法、中医、筷子和茶叶同样只字未提，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可见他以色目商人的身份，与当时的汉人社会，几乎彻底隔绝，这进一步证明，他是不可能掌握汉语的。

诸多专家也推断，马可·波罗并未掌握汉文。邵循正教授在《语言与历史——附论的史料价值》（载《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一辑）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戈尔迭（H。　Cordier）也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文汉语。杨志玖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可能通蒙古语、波斯语、*语和突厥语，而不懂汉语。

既然马可·波罗学识浅薄，又完全不谙汉语文，要他弄清中国的政体架构、职官系统、行政区划、文化传承、社会心态、语言人文，便是苛求了。就好比一个不懂英语的广东华侨，即便在美国一呆十数年，也随别人全美迁徙过，但要他事后写一本美国通论，说清该国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法制，估计也是勉为其难。因此，虽然马可·波罗行程纵贯中国，但他对行经路线的描述，地理学是无法解释通的。他提到的中国许多地名，也让史地专家们摸不着头脑，至今犯愁。他谈论的人，历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翻遍各种正史和野史，试图对上号。好不容易有个收获，往往还张冠李戴，比如误将马可·波罗当成了元代枢密副使孛罗，便是一例。

马可·波罗的另一个致命伤在于，他对过往近三十年生活的讲述，凭借的只是大脑的记忆。而事实早已证明，人脑作为史实的储存体，是最靠不住的。从现有资料看，马可·波罗不曾像利玛窦那样，有勤写日记的习惯。那么，以他隔阂的语言、有限的学识，如何能仅凭印象，就把一个疆域辽阔的陌生大国，从时间和空间上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讲述，若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反倒出奇了。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2）

马可·波罗的局限，还在于他那常人的虚荣心。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国，被万人崇拜过，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打在牢狱里，唯一的听众，是同囚的文人鲁思梯谦。这种时候，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支撑起一点生的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的讲述，自然会添油加醋，穿凿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尚未来临，中国是个遥不可及的幻影，吹再大的牛，也不必担心被人戳破。他何曾料到，不出几个世纪，他的书就被无数专家拿着放大镜逐字核实。若有先见之明，则他的叙述，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是假鲁思梯谦之手写成的。执笔者对讲述的内容作编排、增删、修饰，乃是一种本能。而鲁思梯谦从未踏足过中国，他的加工，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种种，造成《马可·波罗游记》偏离了纯纪实的轨道，让人对其真实性疑虑重重。比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