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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4）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光绪三十年（1904），他经威海卫的首任英国文职行政长官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力荐，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原始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前往普陀山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大地众生成佛》（Buddhist　China）等书，对佛教礼赞备至。

在威海期间，庄士敦因觉得难以施展抱负，而几度想弃政从学，却屡屡受挫。他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功亏一篑。民国七年（1918）的八月底，庄士敦循惯例往内地旅行，十月底来到了上海，不想就此时来运转了。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徐世昌等人想为溥仪选一位师傅，教授英语和欧洲宪政知识，托李鸿章次子李经迈物色。李经迈曾在威海卫避难，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在上海再遇后，自然大力推荐。庄士敦大喜过望，欣然受邀，遂于民国八年（1919）二月从威海离任，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庄士敦就此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入了神秘的中国内宫。西洋人中，在紫禁城里长期生活过的，独他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也别无他人，风头一时盖过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从此名闻天下。英国政府在其离威前，授予他CBE（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溥仪被逐出宫时，庄士敦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压。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于1926年短暂任英国赔款委员会书记，次年便重回威海卫当行政长官。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一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面临离开中国，庄士敦沮丧异常，以致因仆人将衣服装箱时出错，而大发雷霆。

卸任回国后，庄士敦从1931年到193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但上课讲学的工作，于他并不合适。他对溥仪念念不忘，九一八事变后，他借返华处理威海卫遗留问题之机，特地赴津探望溥仪，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仪在长春出任傀儡皇帝时，他照样去看望，更衷心拥护。

庄士敦向溥仪传播西方文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身为金发碧眼的洋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一口流利官话，欣赏中国公卿贵胄的派头，穿长袍马褂，戴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别号“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因此也爱听人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到中国后，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原是信仰基督教的，来华后兴趣转移到中国佛教，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探讨佛理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5）

庄士敦对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在大部分西方人看来，不免有些惊世骇俗。他认为儒家思想绝不应受到攻击，因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惟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他写道：“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