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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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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省 ３６ 县 ３７ 地区
资料来源：（１）和（２）：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开
指数资料汇编》，第 １２—１３ 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 １３５
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区，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
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第 １４９—１５０ 页。
（３）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农情报告》，
７．４（１９３９ 年 ４ 月），第 ４７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３，第 ７０８—７１０ 页。
（４）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５１ 页。
（５）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７ 页。
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
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
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
２０ 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
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不过，从 １９３１ 年直到 １９３５ 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 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民
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
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继续下跌，
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 １９３１ 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
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
然后是由于 １９３４ 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
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
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
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１９３１ 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
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
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
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８—１０％（然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 １９３１ 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
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
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