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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７ 页。
（３）《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２６—２７ 页。
（４）《农情报告》，３．４（１９３５ 年 ４ 月），第 ９０ 页，载国民政府主计
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４３ 页。
（５）《农情报告》，３．６（１９３５ 年 ６ 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
析》，第 ７９ 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９４—９５ 页。
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 １６（１）列出 ３０ 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
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
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
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
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 １７ 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调查中较
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 １６（１）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
把从租种 １％土地的地主到租种 ９５％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
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
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 １８７９ 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 １７ （１６ 省 １７４５３４４ 户，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地主
地主兼自耕农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
地主兼佃农
自耕农
自耕农兼佃农
佃农
佃农兼雇农
雇农
其他
２．０５
３．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１
４７．６１
２０．８１
１５．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７
８．４３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５ 页。
２５．６％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３４．５％，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编纂的估计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估
① 在表 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 11—22 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 ３０％），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 １９１２ 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 ２２ 县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与它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 １３ 个县下降，在 ９ 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和 １９３４ 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 ３９％增加到 ４１％，
自耕农兼佃农从 ２７％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