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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

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

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

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

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

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

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

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

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

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

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

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　１９２８　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

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第　１２　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

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

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１８　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　２４００　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

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

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１９　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

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

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

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

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２０　世纪初中央政府

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

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

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

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

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

是　１９２７　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

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２０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

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

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

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

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

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

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