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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

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

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

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　６　月　２１　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

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

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

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

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

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

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

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１　至　３　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

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

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

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

１９１３　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

用，正如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

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１９１３　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

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

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然后又解散国会（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

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

构。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４　日，他解散了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4　月　26　日，第　226、252　页；1913　年　5　月　10　日，第　427　页；1913　年　5　月　24　日，

第　531　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　年　5　月　17　日，第　495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　7　月　26　日，第　283　页。

⑤ 《南华早报》，1913　年　7　月　27　日、7　月　29　日、7　月　30　日、8　月　1　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　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　年　7　月　24—31

日。F。O。228：2500，卷　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F。O。228：2501，卷　279，革命，

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　年　8　月　29　日，F。O。228：2502，卷　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9　月。

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　２５％）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

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

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

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

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

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