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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

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

且显然自相矛盾。５　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

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

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

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

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

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

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

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

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

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

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１９２０　年聂云台当选商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③ 《五四运动》，第　172—173　页。

④ 同上书，第　386　页。

⑤ 同上书，第　389　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　342、361　页。

② 《北华捷报》，1920　年　4　月　24　日，第　185　页。

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

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

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

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

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

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

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

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

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

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　１９０５　年的反美

运动和　１９０８　与　１９１５　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

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　１９１９　年以后，在五

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　１９２３　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

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　１９１９　到　１９２３　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