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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

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

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

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

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

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　5　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第　74—90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　年　2　月　10　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

1921　年　1　月　22　日，第　412—414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2　月　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

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　１９２２　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

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

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

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

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

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

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

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