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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

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

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

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

政府都已付诸实施。１９３１　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

１９２９　年的　４％增至　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０％，１９３４　年又达　２５％。１９３２　年在上海开办的

新造币厂，为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

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

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　１９３５　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

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　167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7　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　年》；阿瑟？N·扬：《中国的

１９２８　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

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

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

银行的资金。１９３３　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

算业务。

自　１９１１　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

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

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１９２８

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１９３１　年），矿产品税（１９３３　年），等等。新

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

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

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

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

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

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

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

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

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

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

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　１９３５　年才

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

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　１５　家纺纱厂（总计

约占中国纱锭数的　１３％），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

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