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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23）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24）。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这套干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处，在短时间里很难看出来。一眼看上去，它对于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权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求仁得仁，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套东西与其它的因素相结合，不停地同时在几个领域里演化，最后，终于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别奇妙，或者特别怪异的果实。这可能就远出于赵匡胤的预料了。

譬如，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为了适应这套官制的运行，势必会有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这些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

这套制度与其他因素结合后的另外一个衍生物则极其美妙。

此时，一个宏观因素，可能在这个交互作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转型时期行将完成之际。这一转型时期从盛唐开始，而到赵匡胤的北宋前期结束。从此，中国社会由门阀世族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世俗地主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南北朝时代，萧衍当上皇帝时，曾经放出狂话：“我自应天从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关天下士大夫们屁事？可见，那时改朝换代，仅仅是大门阀贵族的事情。经过武则天时代的清洗，特别是进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国以后，门阀贵族们的高贵家世，恰好成为割据者和叛乱者们敲诈勒索、荼毒杀掠的对象。经过长期战乱，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贵的传统世家几乎被消灭殆尽。因此，北宋必须通过科举制度大量开科取士，才能获得治理国家的有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