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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40）。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至。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41）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

我们知道，赵构身材魁伟，体魄雄健，天生神力；我们也知道，体魄与胆魄、胆识与权位的不相称历来不乏其人。这，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到此，假如我们愿意转换视角的话，还可以从赵构的角度继续观察一下当时的形势。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42）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