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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贴心，算得上是自己的心腹亲信。于是，考虑再三，肃宗便决定将掌握禁军大权委之于宦官李辅国。有了皇帝的信任、军队的撑腰，李辅国的胆子更大了，甚至于公然对皇上称：“大家（皇帝）但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置。”以至于后来，事无大小，大宦官李辅国皆以口为制敕，咐外施行，事情完了只对肃宗讲一声便了事。宦官专权，自然引起了朝中士大夫的不满，但肃宗不为所动。

宦官专权到了如此程度，肃宗时如此、代宗时亦如此。到了唐德宗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在平定李怀光等诸节度藩镇的叛乱以后，德宗对武将重臣再也不能有丝毫的信任了，转而全面依靠宫廷中的家奴——宦官，于是，朝廷开始任用宫廷宦官担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到后来更是添设枢密使二人，亦由宦官充任，就这样由宦官主管禁军，并进而成为了一种常设的制度。

不过，对宦官的过分信任和依赖，很快就让唐朝皇帝们又一次失算了：掌握了宫廷精锐军队的宦官，不但把持了了国策的制定，朝臣、节度使的任免，并进而逐步控制了皇帝、控制了朝廷，甚至是皇帝的生死，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最最腐朽的统治时期——宦官专权。

在腐朽黑暗的宦官专权之下，朝官与宦官、外臣与内臣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这种斗争，势必进一步加剧了唐末政治的动荡，唐王朝的崩溃。

一波才平，又一波起。

唐昭宗李晔天复三年（公元903年），除去宦官刘季述没多久，就在士大夫官僚集团还在提心吊胆的时候，宫廷里的另一个大宦官韩全诲却抢先出手，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勾结，竟将唐昭宗李晔挟持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

原来，大乱之后，宰相崔胤进封为司徒；朱全忠也由东平郡王进封为东平王。此刻的朱全忠马不停蹄，掉转枪头，乘势又攻灭河中节度使王珂，尽有其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也趁乱买好，勒兵入贺，不费一兵一卒，又得尚书令官职的嘉赏。不久，他率兵还镇。崔胤主政后，想把军权完全从宦官手中夺回，由文臣掌军。唐昭宗李晔自己不能谋断，召问禁卫军将。这些人不喜为宰相、文臣所制，对答道：“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于是，唐昭宗李晔仍委宦官韩全海和张彦弘统领左右禁军。崔胤未得禁军军权，不停上言唐昭宗李晔尽诛宦官，韩全海等人则不断哀求唐昭宗李晔。唐昭宗李晔一时起妇人之仁，遂不听崔胤之言。但事后手握军权的宦官们总是担心唐昭宗李晔说不定哪天真听了宰相崔胤之言，于是大宦官韩全诲决定挟持皇帝依附颇有实力的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另一方面，没有掌握到军权的宰相崔胤对唐昭宗李晔也颇有微词，对宦官更是增添了几分怨恨，于是，更倾心结交朱全忠。

当时，朱全忠与李茂贞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一个想拥皇上到洛阳，一个想劫皇上去凤翔。这时候恰恰有崔胤密信送于朱全忠，信中说道：“取威定霸正其时也。大王今不速来，恐后悔无及！”收到崔胤密信，这对早有野心掌控中央，扩充势力以成就大事的朱全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绝佳机会。所以，朱全忠一听得知此等好事，立即发兵汴梁（今河南开封），打算在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引导下乘黑夜突然杀进长安，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解除宫中禁军的武装，斩杀宦官，控制唐昭宗李晔。但事有不密，消息泄露，大太监韩全海立即纠结李继筠、李彦弼等禁军军将，裹挟唐昭宗李晔以及诸王、官人奔往凤翔，同时纵兵大掠内宫宝物。等朱全忠到了长安，唐昭宗李晔已经被挟持而去。为了泄愤，朱全忠下令将留在长安的大约800名宦官尽数诛杀。朱全忠在长安城内只呆了一天，见实在没什么便宜可捞，掉头便到了凤翔，并在城东扎下大营，准备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一决高下，抢夺唐昭宗李晔。

第一章 出身乱世（9）

当然，在抢夺唐昭宗李晔之前，朱温朱全忠和风翔李茂贞少不得要耍弄一番心机，把自己打扮成李唐王朝的卫道者。单就与李茂贞的这场战争而言，两个军阀争夺的对象似乎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皇帝，且都装出一副唐王朝忠臣干将的模样，誓言维护皇室的地位与尊严，同时声讨对方。其实，明眼的人都知道两个军阀看重的自然不会是唐昭宗李晔这个傀儡，而是依然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一层尚且还有利用价值的别无可替的“皇帝”的招牌！这种策略和手段，在整整一部中国古代史上自然也远非前无古人，更不是后无来者。远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的春秋时代，管仲为了扩大齐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