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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那幢3层楼的灰色房子很雄伟，那些大人穿起灰卡奇制服很洋盘。因而，梦寐以求的就是长大了穿灰卡奇衣服。

姨婆比我妈小八岁，那时还很年轻，她家孩子也很多，个个都长得白白生生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姨婆做的菜用盘子端上桌看起来有些炫目，盛进碗里的干饭一颗杂粮都没有。

我们两兄弟狠狠的吃了一顿饱饭。临走时，姨婆拿出一大堆布茬茬，叫我们拿回去，说：“让你妈拼接起来，可以做棉衣被套，裁缝铺里这种破布头多得很，拼完了又来拿。”

从此，我们家的布券都拿去卖钱，很难得扯新衣服，十几年来，我们几姊妹的衣服、裤子、书包还有被单都是母亲在油灯下用一块一块的破布头拼接起来做成的。从此，我们不再挨冻。

二十年以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还习惯用小布条拼“巴巴”给娃娃做衣服做背裙。节俭早已成为家族，甚至民族传统。

回家的路还是50多里，可能是吃了干饭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背东西，走起来格外轻快。大哥说，姨婆读过大学，他们家顿顿都吃光干饭。

无法想象，顿顿都吃光干饭。

或者是为了吃上光干饭，或者是为了报复“半截鞋”，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读大学！

那年月，读完高中也跟小学差不多，读九年书除掉下午回生产队劳动，除掉几乎从来不考试，再除掉教高中的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再除掉读书被人讥笑，读书父亲要骂的负面影响。我看我的学生时代有效时间最多也就3…5年。

现在的孩子只听过不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一定不知道“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父亲骂得最多就是“一天到黑给老子鬼画符”，还有“老子读了十几年书，比他中央干部还读得多，还不是一样挖泥巴，有球用呵”。

不过毛主席去逝前后几年，四川农村的确诸事不顺。

水旱不从人，种点水稻、苞谷“干”成“索索”，没有多少收成；喂猪猪死，喂鸡鸡瘟，一年半载总要分几次瘟猪肉，一年半载总要去请外公吃几次瘟鸡。我想瘟猪瘟鸡体内可能不会有“三聚氰胺”吧，要不，我们吃了好像没事，有时馋了还巴望着生产队死猪哩。

天灾也罢。上面那些人还要经常用麻绳绑一串人来斗争，地主斗来差不多了就斗做“鸡生意”的，斗打“川牌”的。我听那些“半截鞋”说：“打啥子吃啥子，给老子把川牌吞下去！”有点像傻儿师长处罚下属“吃麻将”，那些龟儿子干得出来吔。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抓赌。记得我们生产队几个社员打“包谷籽”，就是“和”了牌赢5厘钱，因为世界上没有5厘的钱，所以用苞谷籽代替，总之纯粹“玩”；但上面的人说这是赌博。要所有的人把钱拿出来；那个时候的农民有多少钱，还不是你几毛我几毛，都给了上面的“半截鞋”。

好在我们在成都换“搭伙票”没有被发觉，要不，我们也要挨斗，也要挨整，说不定也会强迫我们吃点什么怪模怪样的东西，或者把你包包头那几个分分钱给你没收了。

我捡过十年狗粪同时牧放十年小猪，不管是狗粪捡少了，还是猪放跑了都可能挨骂甚至挨打。记得有一年冬天，数九寒冬，因为读《高玉宝》，读到“高玉宝给地主放猪”读入了迷，结果猪跑出去把生产队的庄稼糟蹋了一点，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在卖这笼小猪时，母亲拿出一张10元的票子给我看：“五儿，看看嘛，这就是‘吆’了两个月的钱”，当时没有乳猪饲料，我们连买苞谷喂猪的钱都没有，敞放，小猪就一只鸡那么重，能卖几个钱嘛。

隔壁赵大爷说：“洪五儿就是一根筋，这会儿，哪个还读书嘛”。

从此，我在生产队成了“迂腐仔”的代名词，跟父亲解放初期的名声差不多。

不过，现在我的孩子也有人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很高兴。我希望她不要因为“一碗干饭”动摇把学问做穿的志向，更不能像她老爸那样非得“为两斗米折腰”。

中国太需要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我希望父辈已经创造生存条件的优等生多一些“硕士…博士连读”。

原资中县的县委书记杨秀彬给我说：“娃娃读得就是要让她多读书，不要急着叫她挣钱”，这位杨老弟的娃娃就是“本科…硕士连读”，还有原内江市卫生局局长甘华平，最先他的娃娃想早点工作，他也怕娃娃书读多了以后脑袋转不过弯，我给他说：“只有书没有读进去才转不过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转弯，真正读懂了，再大的弯都转得过”，后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