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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建国后，国家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给农民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今天，城里骂人喜欢骂“你龟儿农民！”，表现出极端的丑化和蔑视。

咱们进城务工农民，即便做到我这样的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也只能叫“农民工”，也只能“愿为两斗米折腰”——实际上只要老子有饭吃，那个龟儿才愿为你那低人一等的“两斗米”折腰。此等现象与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别无二致。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咱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

建国后长期“伤农补工”，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就连我们生产队的红苕都晒干交公粮了——荒唐之极！

还有总也养不肥的各式各样“半截鞋”无休无止的搜刮。用与我同僚的地方干部的说法：“干竹竿都给老子把油熬出来”——超生个娃娃祖辈的钱都可能变为“民兵费”，打盘麻将“分分钱都给你搜出来”——那些龟儿子的干得出来——那个教的就不知道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如当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吗？做“鸡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门口看到对面山坳下来了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听说是来抓做鸡生意的，我吓得打抖。

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定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则明显属于少数城市市民的特权制度。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乡有别的政策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经济导向培养的是数不清的“愿为两斗米折腰”——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饥饿和愤怒的双眼”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后来，我在凉山州金阳县撰写的“扶贫攻坚与‘257119’”是啥子概念——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250元——急死官员、气死知识分子——基尼系数算都无法算——直到2007年金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2150元——为金阳城镇人均收入的1/4…1/5，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1/2，全国城镇人均收入1/6…1/7。

这样荒唐的“制度”在相当时期还有人为它唱赞歌，这样万恶的“规矩”居然保持了几十年——莫名其“土地堂”！　。。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五）

读书当为天下谋

——农村有志青年报国“撞门”

为了找工作，为了把工作干稳当，我们这代农民子弟必须苦学。但仅仅为混口饭吃，为做个官吏，即为“稻梁”，对得起自己的苦学吗，对得起同样生活艰难，精神郁闷，看不到前途而寄希望于来生的父老乡亲吗？

显然读书的目的除了自己的饭碗还有一腔报国热血。想想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想想那些蚕食公共资源的贪官，再比照狄仁杰、包公、海瑞，还有诸葛亮，你不觉得“肉食者鄙”，需要新一代明白人担当大任吗？

河南开封包拯祠内有一幅包拯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