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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八路军二纵队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二、四、五、六旅。三四四旅改编为第四旅，下辖的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改编为第七、八、九团。改编后的四旅从涡阳出发，开进宿（县）、怀（远）、蒙（城）、风（台）地区腹地。

康应中所在的九团驻怀远以西河溜镇，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情况下的政工干部康应中工作任务十分繁忙，既要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组织发动群众，还要跟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打交道。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康应中从未叫苦叫累叫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表扬。团政治处首长说，康应中这个小伙子，什么工作都能干，是个靠得住的人。

在此期间，九团曾两次攻打怀远县常家坎日伪据点，俘虏伪军50余人，日军惧于被歼，弃据点逃跑；进行了大西门、龟胡山战斗，俘虏日军12人。这一系列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有效地保护了淮上地区的开辟和建设。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四旅改编为四师十旅，所辖八、九团改称二十八、二十九团。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抗战的两大劲旅，是中国gc党的左臂右膀，两臂相交，必将产生巨大的合力。陈毅同志曾就此赋诗云：“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云飞。”

但是也有一些八路军老战士对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认识不足，认为这是削弱了八路军的力量。为此2月26日刘少奇同志专门发电报给黄克诚、彭雪枫，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宣传解释八路军一部改为新四军的重大意义。二十九团政治处把这一工作作为一个时期内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尽快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和其他新四军部队一起团结战斗，完成各项任务。

康应中被政治处派往一些有这种思想情绪的连队，深入到战士中间做工作。他想了想该怎样去说服战士，就打了个比方。康应中对战士们说：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各自保存实力。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gc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好比是亲弟兄俩，世上哪有亲弟兄闹矛盾的？弟弟不能嫌弃哥哥，哥哥也不能看不起弟弟，弟兄俩合起来，力气就更大，不怕打不过日本鬼子。战士们被康应中形象的比喻逗笑了，都说那是一时的赌气话，该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还咋样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在打鬼子上不含糊。

康应中善于开动脑筋，灵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做法，受到了领导的赞赏，并且把他的做法和经验向其他同志进行了推广。

绝对可靠的保卫干部

1940年底到1941年初，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日伪军的不断“扫荡”使根据地遭受损失，国民党的反共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也开始向我军进攻，新四军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种情形下，部队内部出现了两起严重事件。一起是发生于1940年12月12日的“永肖事变”，改编为新四军之前的四纵六旅十七、十八团团长率部叛变投敌；另一起是改编为新四军后的二十九团团长王德荣悲观动摇，与被俘伪军中队长密谋叛逃投敌，当上了伪泗县别动队大队长，成为可耻的叛徒。后者就发生在康应中所在的二十九团，曾是康应中的直接上级。

这两起叛逃事件引起了新四军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加强部队内部保卫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选拔一些政治上绝对可靠，又具有敏锐机智头脑，政策性很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保卫工作，就成为各个部队领导机关认真考虑的大事。

康应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的1941年，被任命为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而且还是出现叛逃事件的二十九团保卫干事。党和部队对康应中的绝对信任不言而喻，对他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1942年11月，二十九团改编为淮海区二支队，康应中又任二支队六团特派员和党总支书记；1945年3月，新四军三师奉命抽调骨干组建独立旅时，康应中被编入独立旅一团，仍任该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这是党对康应中再一次高度的信任！这种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康应中许多显著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常常得不到什么奖励和荣誉，也很难见之于革命的刂史册。就是我们在专门书写他的历史的今天，似乎也不好把其中的经历详尽地公之于众。在这方面，康应中有一些类似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密部门那种永远不为人知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