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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干部和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死亡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它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还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管了；并且认为“左”比右好，做事宁“左”勿右，不留余地。少奇同志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混我为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但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刚到炭子冲的时候，省里担心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初时不敢让他同群众接触，怕群众包围他要粮食。普遍反映：这里偷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见砍不见栽；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一句话，敌情严重。少奇同志却认为是庸人自扰。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儿饿，主要是想拿点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人的东西。公社、大队既不尊重社员所有制，社员就会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要巩固集体所有制，必须保护个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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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4）

早在1942年，少奇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就这样说过：“只有民众积极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少奇同志这种思想前后是一贯的。

社会造成的弊病，要靠发展经济来救治，光抓人不解决问题。那几年，由于工作中的失误，“五风”对于农村的破坏相当严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例如，郴州鲤鱼江电厂有个21岁的女工回家探亲，见到父母患水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她在一气之下写了12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标语，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去贴，贴了还叫值勤的卫兵来看，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卫兵把她送公安部，经讯问，情况属实，又转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5年。少奇看了报告，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并建议湖南省负责同志亲自找她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在认识上和作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事实，说明少奇同志对群众完全是采取保护和引导的态度。

少奇一贯认为，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可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应该越打越少，搞不好会越打越多。他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团结需要双方努力，而分裂只要一方就可以了。所以，少奇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要说服不要压服，要疏导不要堵截。

少奇这篇实事求是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赏，讨论很热烈。毛主席正式在会上宣布：这次开的是“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同志们返回工作岗位时，心情都是愉快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团结一致，紧密依靠群众，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实现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