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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鼎臣同志深受迫害，但我从未听他诉过苦或抱怨过，但事关人民利益，他则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可见他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在政协共事期间，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每个议题展开讨论，鼎臣同志还常来我家坐坐，继续他在小组会内尚未尽兴的话题。他讲话声音洪亮，略带广东口音，我听来很清楚，而他则年高重听，渐渐地，我发现借助笔谈，可以大大方便交流，于是，我便用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写出较大的字来帮助谈话。后来，连陪我的老赵阿姨都摸出了规律，鼎臣同志一来，她不仅要送上一杯清茶，还必然要递我几张白纸和铅笔。我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他几次出访回来，都兴冲冲地来我家讲述他在国外与侨胞亲切会见，特别是与老洪门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洪武（明太祖年号）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成员来往的情况，讲他的见闻和感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8月，鼎臣同志回家乡参加了纪念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60周年大会。回来后，他满怀感情地对我讲了家乡的变化，感叹这一切来之不易，盼家乡乃至国家能蒸蒸日上。回想鼎臣同志这殷殷期望，怎能不叫人在悼念他的同时，更要学习他，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我还特别记得，鼎臣同志几次谈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积极物色、培养年轻人接班。他说，民主党派物色接班人更困难。为此，他曾亲自至广西、湖南、安徽、青岛、上海等省、市与致公党在各地的领导人座谈，并于1988年主动提出辞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他深远的见地和重事业兴衰的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因而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名誉主席。

和鼎臣同志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帮助我恢复了同一些老侨胞的联系，建立和加深了与归侨、侨眷的感情，还使我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记得80年代时，鼎臣同志曾陪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身患重病的黄周规老先生。1963年，我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黄老先生是印尼华侨报业巨子。后来，他回国定居，并带回了他组织出版的少奇在印尼访问时的画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画册已破损不全。鼎臣同志告诉我，黄老先生很珍视这本画册，它反映了印尼人民特别是侨胞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黄老先生极希望能亲自将画册送给我。鼎臣同志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们到病房时，黄老先生已卧病不起，他的夫人和女儿黄曙晖守护在身边。黄老先生见到我，挣扎着探起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从床边拿出画册，双手颤抖着递给我，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黄夫人和他的女儿简单地叙述了在“文革”中收藏这本画册的危险情景。我深深感受到了侨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觉得多余的话已不必说了。这本画册我已交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主席纪念馆保存。离开医院前，我询问了黄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情况，黄老先生夫妇均为致公党党员，女儿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我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黄老先生病逝后，他的家人无论在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新年贺卡的往来，互致问候和祝福。

沉痛追念黄鼎臣同志（2）

也是在80年代里，经鼎臣同志联系，我出席过好几次致公党在民族宫等地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和在东城灯草胡同举行的三八节女党员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同归侨、侨眷亲切地交谈，还一起包饺子、照相，一起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听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唱《我爱你，中国》，就是在致公党的聚会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谢鼎臣同志帮助我加深了同归侨、侨眷的友谊。

鼎臣同志十分俭朴。我还记得，他常穿一件黑色旧呢子大衣，我注意到这件大衣很沉，脱脱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体会，年纪大了，穿又重又紧的大衣很不舒服。于是，我忍不住劝他，说：做件新的吧，轻一点的，宽松些的，上了年纪，这么重的大衣穿不动了。他笑笑说，是该换一件新的了。可还是过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还特地穿来让我看看：比那件旧的轻得多哩。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在港澳行医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钱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