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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中共临时中央根据这四大错误，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批判毛泽东这个“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项英。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的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命令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王稼祥等。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中央局立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表示要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只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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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二（4）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自珍生了个儿子。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反党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和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二十四岁的博古无法接受毛泽东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现实，于是他和李德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博古认为这是体面地将毛泽东打发走的最好办法。把毛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异国去，将他放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管起来，那么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难翻身了。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明白博古的真实意图，回电说：“在苏区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大家应该都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显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因为即使莫斯科回电同意，毛泽东也不会离开中国。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体面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