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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关于叶飞的逃脱，刘英始终认为是粟裕精心安排的，因为粟、叶两人的私交甚好。所以，粟裕一到达临时省委，刘英立即召开会议，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粟裕也参与了其事。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当时，浙南的党和红军已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得不好，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浙南内部又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

怎么办呢？

粟裕想，在如此极端严重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刘、粟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存戒备之心，每当必须汇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6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

旗号，进行反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6　月2　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全国，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敦促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

6　月4　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位国民党将领通电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6　月9　日，陈济棠出兵湖南。

7　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各职。

7　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内离粤。

7　月17日，陈济棠的部将张达被蒋介石收买，转而反陈，陈济棠被迫离广州逃往香港。

两广事变，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军”从浙南调走，敌情逐渐缓和。针对当时情况粟裕及时调整了政策，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和刘英分工合作，协同战斗。刘英带领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突击队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利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体。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