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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终于安静下来。虽然不那么戏剧化，但是简妮是明显地感到爸爸突然轻松了一下，就象哭闹的孩子终于得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东西。他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人，即使是新疆，也没有将他百炼成钢。然后，他们一家三口退出爷爷的房间，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了从朗尼和维尼黑暗的房间里缓缓沉浮着的灰白色的蚊香烟，他们都躺在自己的床上，无声无息，就象在梦中一样。但朗尼没有打呼，维尼没有磨牙。

简妮躺回到自己靠窗的小床上，那是个折叠钢丝床，已经旧了，人一睡上去，就软软地向下陷去。简妮拂平草席，压好枕头，将自己的肩胛骨凑到枕头下方最合适的位置，悄悄把睡裙撩到后背上，让电风扇的风可以直接吹到皮肤。刚才又是一身大汗，因为心里紧张，居然自己都不知道。简妮努力把自己在床上放舒服了，但是，她还是没有睡着。她听到楼下的人家的三五牌座钟敲了两点，两点半，三点。听到弄堂里有野猫在翻动垃圾箱，哗啦哗啦地响。听到玉兰树上有只睡着的麻雀从枝上掉了下来，又慌忙扑打翅膀飞起来。听到弄堂里谁家的窗式空调机在启动时发出的嗡嗡声。但她没有听到家里每天夜里都会听到的象被窒息了一般挣扎着的呼噜声，高亢而艰难，仿佛敲骨吸髓般的磨牙声，爷爷在夏天的深夜里常常会在梦中发出羊一般细长的哭叫声，这都是除了夏天之外，被关在房门后面的秘密的声音。但是，简妮在这个夜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她知道，全家都象自己一样，安静地躺在床上，但没有睡着。黑夜是他们大家的保护者，使得他们可以不必直面许多事情。

很明确地对鲁说明了家里对处理范妮事情的态度以后，爷爷就开始每天一早，到淮海中路口上的美国领事馆门前去听签证的情况。那时，在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的路口，总是挤满了三五成堆的人，那里面，有申请签证的人，还有将要申请签证的人，有为申请者通宵排队，并陪伴申请者一起来的亲属或者朋友，还有黄牛。在美国领事馆前的黄牛，其实可以说是些收费的服务者。他们为人填写申请表格，或者帮人排队申请签证。但他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发布与美国签证有关的小道消息，他们大多是些中年男子，穿着平常，满面烟色，态度有些狡猾和委琐，但消息却绝对灵通。在门口一堆堆的人在交头接耳中，流传着美国领事馆签证处里的最新动态，美国移民政策的最新倾向，发放签证的比例，在美国如何黑下去，等待大赦的方式，与签证官说话，用美式英语，还是用英国式英语，对签证官的态度，应该是居理力争，积极进取，还是委曲求全，哀兵必胜，对签证官最喜欢问的问题，“你怎么证明你还会回中国？”怎样的回答是最出色的，甚至当时上海人痛恨的台湾签证官上班的时间表，都能在那里了解到。所以，绝大多数准备去申请签证的人，都先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领领世面。而这些消息最权威的发布者，就是长年累月在黑铁门外工作的黄牛，他们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因为他们的面前经过成千上万的美国签证申请者，比任何一个在签证处工作的美国签证官都要资深得多。他们经过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总结归纳，举一反三，煽风点火，去伪存真，再传播出去的消息，就直接走进了上海诸多英文夜校的教室，特别是托福强化班的教室。在每年美国大学将要入学的时候，那个路口总是挤满了人，连经过的公共汽车都常常要慢下来。路口对面的小街心花园的石凳上，更是坐满了填表的人们。

爷爷在那里走来走去，默默听别人说话，他并不插话，要是有人问到他的情况，他只是说：“我随便听听。”美国领事馆门口的人，倒也不见怪，也不避开他，大家就让他在旁边听。渐渐，爷爷发现，有好几个象他一样的老人，也象他一样只听不说，更不谈自己的情况。他们彼此也不交谈，象影子一样。后来，天天碰见，见面也是点点头而已。在美国领事馆外面，自带一个小板凳，一本中英对照词典，为人填表的黄牛，是那时懂得些英文的人，那些人要是遇到自己吃不准的英文词，就悄悄走上去，触触那几个沉默的老人，轻声请教他们。爷爷看到过，那几个老人，也都轻轻地告诉黄牛，或者在黄牛摊开的手掌心里，写下那个他推荐的词。但要是有人直接找到他们，央他们帮自己填表，他们总是马上就摇头，并飞快地避开去。

从美国领事馆的黑铁门里出来的人，总是被人群马上围住，同时有好几个人问：“哪能？”“撞到谁的手里？”不管是得到签证的人，还是没有得到签证的人，他们在签证处的经历，总是被不厌其烦地再三询问，他们在匆匆离开之前吐出的任何只言片语，也都在人群中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