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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毗邻山西，阎锡山统治山西，自然深恐陕北的红色力量，其说话虽有几分言过其实，但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确曾有过一段辉煌，十年红旗不倒。

说到陕北，今天的人们自然不会忘记那片贫瘠的黄土地曾养育了我党、我军，是一片红色的革命圣地。但在蒋介石开始“围剿”中央红军之初，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在湘赣，在鄂豫皖，陕北的红色政权只是带有地域色彩的一支火种。但刘志丹和中共陕北特委却把这星星火种引燃起来，越烧越烈。日后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功的十余年间，这里都一直起着“心脏”的作用。

刘志丹是陕北苏区的第一功臣。这位黄埔出身、在陕西深孚众望的干才没有像他的大多同窗那样随北伐军发展，而是奉党组织之命返回了西北，进了冯玉祥部。他跟着冯玉祥干过，也帮着甘肃“马家军”整过军，而且在西北不少军阀的部队中帮助改造旧军。刘志丹的才华虽然到处受人赏识，但志向不同，政治气候一变，军阀的屠刀便都向他挥舞而来。无数事实使他认识到：必须有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8年5月1日，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在陕西爆发，年仅24岁的刘志丹出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虽然只坚持了几个月便失败了，但陕北从此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此后，刘志丹为利用军阀、发展革命力量，又几进几出军阀部队，他当过副团长、团长、旅长，几起几落，但最终仍因屡遭通缉而被迫逃走，革命力量难有发展。

从1932年起，刘志丹决定甩开军阀单独去干。但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崎岖坎坷，刚有起色的红军武装又因党内“左”倾错误而屡受挫折。刘志丹虽是陕北红军的核心指挥员，但却是每次先遭政治风浪冲击的人，一度曾是个无职无权的“闲人”，而这“闲人”还是在北方局特派员杜衡强令其离队时，因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才保留下来的。直至1933年年初，刘志丹恢复领导职务，形势才开始好转。

1935年1月29日，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终于合并，陕北，终于有了刘志丹任主席、辖16个县的工农政府。2月，刘志丹又接任了工农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前敌总指挥。

陕北革命力量，在渡尽劫波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局面。此后，刘志丹指挥陕北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数次“围剿”。1935年6月，蒋介石“卸驾亲征”来到西安，亲自指挥对陕北红军的“围剿”，但刘志丹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击垮敌2个旅、歼敌2个团，击碎了蒋介石剿灭陕北红军的梦想。

三十九军传奇　3（2）

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而且具备了击败国民党正规军的实力。当徐海东、程子华率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这支地方武装已发展到数千人。

由数千人组成的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构成了日后三十九军的另一支火种。这支清一色由黄土高坡养育的汉子所组成的部队，犹如他们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样，把百折不挠、愈战愈勇的传统带了过去。

雄师三十九军，有着陕北汉子一般的粗犷，延伸着黄土高原儿女的血脉。虽然经过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血火硝烟的侵蚀，三十九军中陕北子弟兵已所剩寥寥，但这支铁血之师仍与陕北革命史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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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

红军出山。

……”

一首流传在西安南郊长安县引驾回等地的民谣因红二十五军的壮举，一唱就是半个多世纪。

农历六月十三日，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这一天，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告别了陕南的崇山峻岭，以极其突然、神速的动作，杀出山来，威逼西安，其前锋直抵西安城南20余里的韦曲、杜曲等地。国民党军对红军突然出现在西北总后方西安，一时大感震动。红二十五军的突然出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正准备西开天水、堵截中央红军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了行动。

当时，程子华、徐海东等虽然对全国的形势不甚了解，对中央红军究竟在哪里也一无所知，但他们北出终南山一举，却收到了意外的战略效果。

更令程子华、徐海东等人兴奋的是，一入平原，他们仿佛摆脱了封闭，重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大圈子里，各种信息接踵而来，尤其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