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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她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白淑芬埋着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然后她开口道，乌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的事，组织上又不太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过十几次钉子了，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也许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里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总不能老这么吊着吧？可事情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四十岁的女同志从江边背着尸体往坡上爬，可他们在回水沱子里打捞尸体时都是光着身子的，因为这样节省衣服，免得弄脏了，他们总不可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军转办的人对我说，实在不是他们不做工作，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了，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办手续。乌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若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的，她真的被她说得感动了。她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她来帮助她联系单位。她帮助她调进一六一厂吗？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她赶走了。她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她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她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他愿意吗？他知道19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她活撕了才算怪事！这条路行不通。白淑芬看着乌云，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她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