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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正准备加大马力撞击楼房，但见主楼楼顶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浑身绑满手榴弹，怀里抱着一个炸药包的中学生，他轻轻地纵身一跃，像只鸽子似的飞落到坦克上，霎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那庞然大物就化成了一堆废铁。还有一次，一派以嘉陵江大桥为屏障阻击另一派的进攻，另一派就派出坦克，原以为坦克一过，胜券在握，谁知对方事先在桥头牵上了高压电线，电线用钢板埋了，等坦克冲到，对方眼疾手快合上电闸，坦克抽搐了一下就停住了，坦克里的人冒出一阵黑烟，都变成了一截焦炭。这里讲的当然都是坦克走麦城的事，但总归起来，坦克的威力和威风比起轻武器来还是大得多，所以一六一厂的造反组织在重庆仍不失为重要的武斗力量，造反派的人也就有一份不小的威风。

白淑芬很长一段时间不知拿乌云怎么办。作为厂里最早起家的造反头头之一，她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乌云在运动中期也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但这并不是白淑芬的主意，而是运动使然。从总厂到分厂到各单位各部门，所有的领导都尽悉被揪出来了。医院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不能例外。乌云开始没有受什么苦，她只是被当作走资派夺了权，揪了出来，被人踢到了一边。她每天仍然按时到医院去，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和审查，闲下来的时间就写交待材料和搞卫生。许多人的境遇都比乌云糟糕得多，比如胡祥年，他被强迫戴上了用钢板焊成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钢铁做成的黑牌子，和他在厂俱乐部当主任的妻子一起到处游街。他们打他，把他的肋骨都打断了。他们还用强硫酸烧他的手指头。乌云没有遭到暴力对待，一方面是因为乌云在医院和厂里的人缘一向很好，另一方面则是白淑芬的保护。白淑芬要乌云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积极配合群众的批判，老实交待问题。乌云对此很感激，她知道有了白淑芬这层保护，她的日子会好过多了。有一次白淑芬埋怨乌云，说她不会转弯。乌云愁眉苦脸地说，他们要我承认去年那起死亡事故是我执行资产阶级治院方针造成的。那起事故你知道，伤员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心电监视仪上的电波只是反冲假象，和治院方针没有关系。白淑芬说，有没有关系不由你说，由群众来说，你现在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群众怎么说，你就承认下来得了，也让我有个交待呀！乌云说，别的说我什么我都承认了，我没有的都承认了，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怎么能信口雌黄？我要是承认那是一起医疗事故，那尤大夫、王大夫，他们不就成了事故的直接肇事者，他们不就遭殃了？白淑芬说，你现在是不要管别人，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还操心人家的事，你自己说你迂不迂？你就承认下来，转一个弯，把事情推到别人头上，反正你又不是具体实施者，这样我就可以出来说话了。乌云摇头，说，什么弯都能转，他们说我投机，说我收买人心，说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我都承认了，但是这个弯我转不得，转了会害别人的。白淑芬跺脚道，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你都快要把我气死了！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替你说话？你要再这样榆木脑袋，我可不管你的事了！白淑芬说不管，但她还是管了，她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乌云，为此她不借转移目标，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院长周广太和副书记胡祥年身上，她天天组织批斗会，狠斗那两个倒霉蛋，她准备好的矛头都是对准他们俩的，而乌云则成了一个陪衬，每天站在批判台上陪杀场。可是，这种日子没有保持多久。随着运动的升级，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乱世英雄层出不穷，很多新造反力量都想着创造成果，乌云要想逃开这种局面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乌云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像对付其他走资派一样地对付她。她开始挨打。有一次他们把一瓶墨汁往她头上倒，她想躲避，他们很生气，给了她一老拳，把她的眼睛打肿了。还有一次他们批判妇产科的两个大夫，说她们把革命群众生孩子时落下来的胞衣煮了吃，那两个大夫解释说她们吃是吃了，但她们没吃别人的胞衣，她们吃的是自己的胞衣，她们说这事乌书记知道，乌书记可以作证。本来这事轮不到乌云开口，她现在的身份根本就没有开口的资格，但她觉得那两个大夫太冤枉，忍不住就说了实情。实情当然是她们没有吃革命群众的胞衣。他们恼羞成怒，罚她戴着三十斤重的铁帽子，挂着三十斤重的铁牌子跪在碎玻璃上，可怜乌云风湿性关节炎，半天下来两个膝盖头被划得鲜血淋漓。乌云实在受不了了，对这种日益升级换代的批斗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想这比死还难受，这样还不如死了。有一天她就偷偷逃回家去，她打算在家里躲上一阵子再说。

关山林先没